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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合声明附件一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4]栗战书：《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7期。对此包括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籍的若干未成年人在内的个人和团体，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共四项宪法诉愿。

三、审查框架：从禁止不足向禁止过度的回归国家目标条款的教义学建构有着很强的实践指向，在合宪性审查的语境下首要工作就是要构筑清晰严谨的审查框架，为审查的展开提供妥善的步骤指引和思维层次，同时也为理论探究提供思考路径和对话平台。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按此要素的强弱划分，有些条款与普通法律无异，都可直接约束司法和行政。[95]此外，立法者在确定控温目标并编制排放预算时，还须注意国家目标条款课以的对后代的特别照顾义务。[88]BVerfGE 157, S.30, Rn.205.[89]BVerfGE 157, S.30, Rn.206.[90]Vgl. Martin Kriele, Theorie der Rechtsgewinnung, 2. Aufl., 1976, S.212 f.[91]Vgl. Brun-Otto Bryde, Verfassungsentwicklung, 1982, S.268.[92]Vgl. Walter Leisner, Gesetzm??igkeit der Verfassung, JZ 1964, S.201, 205 f.[93]Vgl. BVerfGE 118, 79, 110 f.;137, 350, 368 f. Rn.47, 378 Rn.73;155, 238, 278 Rn.100.[94]Vgl. BVerfGE 157, S.30, Rn.198.[95]Vgl. BVerfGE 157, S.30, Rn.174, 199 ff.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时强调，宪法所要求履行的气候保护国际责任，主要是积极致力于促成与落实气候保护国际协议、形成气候问题国际解决方案、与国际社会同心戮力展开气候治理，且德国不能因气候问题的国际性和自身排放量的国际占比较小而推卸采取内政措施的义务。

同时，确定具体控温数值也是落实宪法上气候保护目标的关键环节，气候法制整体皆须以此为指引。[47]但尽管如此，其约束效果依然不可与基本权利条款同日而语。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平正义将无从谈起，应急管理法治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应急管理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要守住安全底线，行政执法的制度笼子必须扎得更紧。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此外，由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延伸与惯性，社区（村）行政化色彩浓厚，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职能定位不匹配。在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实践中，一方面，以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需要按照公私合作治理的新思路，对权利义务进行再分配。为行政应急权设立的运行规范，主要是一种事中控制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抗辩。

应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但是，即便是出现施密特理论中的例外状态，也不能动摇法治的根基，更不意味着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受到比例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基本原则的限制，同时亦强调通过程序的要求，以确保正当性与公众信赖。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和行为要符合法的规定性，着眼于行动[11]。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根据应急管理的实际需要，积极发挥地方立法权优势，如浙江省2021年修订的《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已经对乡镇防汛防台抗旱职责予以规定，相关经验值得借鉴，可以在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中对乡镇职责作出授权。

以科层制和技术统治为代表的专家治理模式在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被证明存在缺陷。世界各国应急管理的总体发展趋势都倡导政府机构、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应急管理在治理转型尺度上的理想结构。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影响从局部性向全局性转变。推进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建设，既需要站稳政治立场，坚定道路自信，又需要客观分析面临的挑战，加快促进应急管理各方面制度规范更加协同和定型，促进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和稳定性。

比如，关于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的危险作业罪，需要对现实危险概念内涵、判定标准以及相关证据等进行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应急管理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大应急大安全框架逐渐定型。

推进权力下移，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和水平是应急管理法治化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以主体、程序及责任为内核的基本结构，遵循了法治建设的逻辑主线，为描绘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图景提供了清晰的坐标。

结语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把握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必须将其置于应急管理的历史中去考察。因此，规范和规制公权力的运行成为应急管理法治化的重要任务。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16]。理由在于：突发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之前的安全防护措施失灵，需要对现行的应急主体、资源、工具等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以适应风险的变化。中共中央随后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加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加以推进。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善于分析事物普遍、具体的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主要考虑是：我国自然灾害防治立法主要采取一事一立法的思路，针对地震、洪水、火灾等灾害，我国分别制定了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消防法、防汛条例、抗旱条例等单行法律、行政法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同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新的征程，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鲜明标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关键在于人人，重心在于一个共字。

全面梳理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生成逻辑，有助于认清中国特色应急管理的制度优势，深化对依法治理内涵意蕴的理解，进而准确把握其关键环节和实践要求。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的关键在综合，难点也在综合。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释义学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是并列关系，二者同属于法治体系的下位概念[26]。法治规范、法治思维和法治行动，可视为应急管理法治化的一体两翼，其中法治规范是本体，法治思维是目标，法治方式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由于比例原则过于抽象，加之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实现行政应急权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基本平衡主要通过权利义务设置来完成，包括厘清行政应急权的行使边界，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以及公民个人利益如何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应急管理是在灾害管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鉴于此，按照体系化的思路，建构应急法律规范体系具有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

法治实施体系的全面激活，有赖于执法、司法和守法系统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协同运作。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法治实施不能走传统的单打独斗的老路，而应注重执法的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风险刑法观的确立，犯罪化、轻罪化正逐渐改变应急管理领域刑事处罚的面貌，特别是危险犯的范围扩张，给应急管理行刑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引下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如今，应急管理法治化已经成为提升应急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统领性概念。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亦是与突发事件应对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体现了我国应急管理的传承定位与时代特色。

申言之，我国现行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从传统的单灾种立法基础上发展而来，总体内容较为陈旧且有不少缺项，还存在不适应大安全大应急发展需要的地方。由于组织目标、任务和功能各异，加之相互间互不隶属，容易产生部门本位主义以及职责交叉不清等问题，使得应急管理的职、权、责处于碎片化状态。

在加强应急管理之初，我国政府将应急管理界定为一案三制，即编制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4]。时至今日，有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公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也是当下应急管理的一对基本矛盾[15]。但这一最具执行力的应急管理主体，其权利义务在法律层面的规定却并不完善。